当下的乡村文化重塑，面临着哪些困境？

　　乡村振兴不仅需要经济的富足，生活的美好，社会的和谐，还要有乡土文脉的传承，乡村文化的自我更新。这不仅是乡村振兴的需要，更是乡村文化发展的需要，但当下的乡村文化重塑面临着诸多困境。

　　乡村文化随着历史的变迁和地域的不同而发生改变，但核心价值深植于经年累月的乡村文化发展之中，烙刻着无法言语的价值认同。在漫长的小农生产和生活实践中，人们形成了善良淳朴诚信的人格观，热爱敬畏自然的生态观，勤俭节约的消费观，和谐共处的人际观等，这些共同价值观构成了乡村文化的价值体系，成为区别于其他文化的重要标志和内容。

　　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由熟人社会转变为半熟人社会，由农耕生产转向半耕半农，由乡土中国转向离土中国，农民自由地游走于乡村与城市。农民的“离土离乡”改变了过去以土地为中心的生产生活方式，破坏了传统乡村文化存在的基础。现代性经济和异质文化大量地进入乡村社会，传统小农经济和文化被边缘化，礼俗秩序瓦解。现代性文化极大地冲击着农民的内心世界、文化选择和价值判断，市场化、物质化的价值导向成为农民的生活追求。

　　农民主观上盲目地舍弃乡村文化，摆脱传统风俗习惯、乡规民约对个体的约束，伦理道德对自我的要求，家庭观念和集体意识淡化。同时，过度地追逐城市文化，强调自我意识和个性发展，盲从于现代性文化和行为，拜金主义、消费主义、个人主义等现代性价值观在乡村社会蔓延。在异质文化的强大冲击下，乡村文化原有的价值观念被挤压，日益失去其统治地位。

　　伴随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大量的商业资本进入乡村。资本在促进乡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同时，也改变着农民的文化态度和价值共识。资本逻辑使农民产生了功利化、理性化的价值认知和认同，农民对自然的敬畏日益淡薄，生态伦理遭到破坏，道德底线失范，因利益冲突带来乡村社会关系的矛盾与紧张，人际关系呈现出冷漠化、疏远化。一个包含了价值取向、身份认同、行为规范和道德评判的价值系统得不到人们的集体认同，带来了比经济诉求更为剧烈的价值冲突与重塑危机。

　　当下，我国乡村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适应新时期发展需要的乡村文化价值体系尚未构建起来。在价值观日益多元化的开放环境下，农民对自我身份和文化丧失了自信，在过度追逐现代性时，乡村文化原有的价值理念显得苍白无力。农民已不知用什么样的文化来引领自己的精神世界，这不仅极大地冲击着乡村文化的地位，也导致乡村文化失去了自己的价值立场、存在意义和既有的文化凝聚力。

　　伴随现代性的推进、市场经济的渗透、人口的外流，乡村社会呈现不同于传统乡村的景象。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一些传统手工艺品销售市场日益萎缩，技艺传承人面对生活压力，主动放弃传统技艺，技艺传承出现了断层。受演出市场萎缩，资金投入不足，人才队伍青黄不接等因素的影响，地方传统戏曲种类急剧减少。一些历经岁月洗礼的祠堂、戏台、古院落等蕴含着浓厚乡村文化的建筑物由于过度商业性开发而失去原始风貌。

　　随着文化市场的开放，一些不良文化、宗教文化等进入乡村，抢占乡村文化建设阵地。在人口“空心化”“老龄化”的当下，一些过去为农民所喜欢、愿意参与的民俗、年俗、节庆活动日益减少，农民不再愿意在乡村文化活动中找寻共同的情感场域和交流载体，甚至内心开始排斥这些具有历史感和归属感的文化活动。在传统与现代的时空碰撞中，现代性文化活动和消费成为其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人口的流动，文化传播媒介和手段的变化，以祠堂、戏台、集市等为代表的传统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逐渐走向衰败。很多文化活动通过私人空间完成，文化交流的私人性扩展和延伸，改变了乡村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途径。

　　由于乡村公共文化资源匮乏，基础设施不够健全，文化活动内容单一、形式简单，导致农民缺乏参与的兴趣和意愿，许多公共文化活动无法组织与开展，公共文化所依赖的群众性基础日益瓦解，以农家书屋、文化广场、活动室等为代表的现代乡村公共文化功能失效。乡村文化公共空间的式微带来了农民对乡村文化的情感疏离，造成乡村公共文化活动传承的断裂与消解，乡村精神秩序的坍塌。

　　由人口流动带来乡村空心化，进而衍生出乡村文化建设主体的空心化。乡村文化建设主体的流失与缺失，使曾经记忆中的鸟语花香、炊烟袅袅、田园牧歌的乡村成为寂寞萧条的场所，乡村文化建设失去了内在的动力与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