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造像艺术中解读中国文化印记

我要发布     发布日期:2019-01-23 10:00:13  来源:浙江省博物馆
核心提示:“造像,是世界文明进程中重要的记录薄,是艺术的记录,也是历史的记录,更是文化的记录。”

  “造像,是世界文明进程中重要的记录薄,是艺术的记录,也是历史的记录,更是文化的记录。”


  文化是一种世界共性,就如文明的兴起,没有时间与空间的阻隔,几大文明几近同时兴起一般。文明形成的区域不同,文化的表现方式也就有所不同了,西方文化随顺于西方文明,东方文化随顺于东方文明,宗教体现、艺术表现不尽相同。虽然如此,其文明形成或者文化形成的朝向则是一致的。


  造像文化的形成,是一种文明进步的表现方式,这种表现方式,应该是来源于岩画记事。随着人类对于生命的表达有了新的追求,有了对事物美的审视,想要将这种思想表现在某个体相之上,让思想的灵魂转化为实体表现。由此,在艺术的造物上赋于了精神的灵魂,眼神、体势、线条……它们发声了。


岩画


三星堆文化造像


  中国的造像文化起源很早,从有形的标本来看,要比世界同等文明程度国家更加丰富。红山文化、良渚文化、三星堆文化,看似简单的造型,但对于当时社会情况而言,却是极度不可思议的创作,那些赋于造像灵魂的“艺术者”,在没有太多参照物的情况下,依照自然的信仰、生活的悟道,用最为简单的刀法,刻画出文明的记忆,刻画出信仰的表现,刻画出艺术的悟道。


  所谓中国文化是世界最有代表性的文化元素,不仅仅因为它文明形成的时间,更多的应该还是它的包罗万象,这种包容性能就如同大海一般,十方细流汇聚其中。而造像艺术,由最初的信仰表现,再到后来的艺术升华,也是在文化多能的带动下形成的。以一份敬天地之虔诚心,以对自然的恭敬心,刻画了历史的记忆、传承的印记。


  这份印记,在最初形成的前提条件不尽明朗。究其原因,是信仰的祭祀,还是其它因素,我们无法真正探究(因为我们没能进入到那个时代,所有的推理都不能真正的认知到当时的特定现象。就如同儒家所讲“未知生焉知死),但它留下来的是雕刻艺术的传承体系,实实在在的为中国文化增添了浓墨重笔的元素。雕刻是单一的,它所折射出的艺术表现却是多元的,线条间表现的是造物者的精神境界,这种境界是无杂染的,不受外力的影响,没有尘世的束缚,这种境界是心与物的连通,相由心生,生的不只是自我的面容,所造之像亦是如此。


相由心生


  文化定向,是文明进化到稳定期形成的,中国文化正是在这种不断的文明进化过程中孕育而成的,所以我们说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具体什么时期是中国文化的形成,未必有人能够说清楚,但它的形成过程,我们能够在文字与历史物件中解读到。在可解读的历史或物件中,造像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元素,它记录了文明的进化历程,也记录了文化的定向。从石器文明到春秋战国,再到汉唐宋元明清,造像艺术不断升华,由记录的岩画,转为立体的雕刻,再到唯美的线条艺术表现,眼睛看到是造像的庄严,剖析开来却是中国文化在演变过程中留在造像上的文脉。


  在中国造像艺术的记忆标签里,佛教造像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标签之一。新疆克孜尔石窟、敦煌莫高窟、天水麦积山石窟、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重庆大足石刻、邯郸响堂山石窟、青州云门山石窟、杭州飞来峰造像、大理石钟山石窟等大型造像群,都是艺术的宝窟,文化的标签。五胡十六国(我们习惯性将南北朝的造像年代称之为五胡十六国)、唐宋元明文化的串引,在这些石窟造像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当我们在解读这些造像形体的时候,可以明确地知道它的纪年情况、造像背景,深加解析甚至可以阅读到它当时的社会发展现象。


北魏蔚县石峰寺             北齐龙兴寺窖藏遗址出土


  佛教造像真正意义上有体系的形成,应该是在五胡十六国(南北朝时期),这段时间的政治处于变化期,文化随着朝代的迭变,快速形成,快速转化,但相互之间又有着切割不断的文化纽带。就如同这个时期大家对佛教有着很深的信仰一般,虽然佛教经历了“三武一宗”之北魏太武帝的灭佛运动,但也没有影响到后任帝王对于佛教的信仰热情,这种信仰的表现,除了帝王带众学修佛法以外,最为突显的应该就是佛造像。帝王赐田建寺,凿石制像,士大夫、民众效仿跟从,大量的供养佛在这样的信仰环境下出现,是信仰的虔诚,也是当时的一种文化现象。或制铜像、或制石像,或留纪年于像背、或留于像座,一像呈多元体现。


  “供养佛“在中国造像艺术研究中词语的出现,也应该是大家对这个时期大量制刻”板凳佛”供养的专称,虽然佛教在早期雕制佛像也是出于供养,但并没有以“供养佛”这样的专有性词语做为称谓。“板凳佛”也是研究者对那个时期的铜制“供养佛”的专有名称,制像者以凳几式样替代须弥座,立佛于其上,故有其名,此后历代并没有再出现以“板凳佛”为专称的造像,但“供养佛”之名在隋唐以后得到了大量的延用,而且在材质上更加丰富多元。


藏传佛教“擦擦”压模造像


  在唐代,铜石制像有所减少,制像者更多的以陶、瓷、木、生漆为素材。这些制像素材的出现,也是当时工艺进化的具体表现。在这些新型制像素材中,“供养佛”用到最多的是陶土,主要是因为陶土制佛相对比其它素材更加容易,制作一个模具就可以造许多的佛像,有些寺院为了让“供养佛“更具代表性意义,将寺院殿堂内所造大型佛像多出来的泥土进行收集清理,统一制成佛像,分赠于信徒供养,以资功德。唐以后,铜、陶二种元素一直被中国佛教做为”供养佛“的主要素材使用,没有汉传,藏传、南传之分。


  五胡十六国时期,造像具有很重要的形态背景,虽然中国文化元素依然贯穿着民族文化,造像本体属于中国文化体系,但就造像形态(脸部形象等)而言,却不是都以汉文化为突出表现的,这应该与当时执政者所属民族有关。对于中国文化与佛教造像,唐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代,从这个时代开始,宋元明清朝代更替,但再没有离开过以汉文化为中心点的线脉。


  汉文化是一个方向,而中国文化元素在唐朝建立了一条圆满的中心轨道。当然,中国文化的方向是经过几千年的传承形成的,几千年的积淀优化了中国文化的表现,这种优化的过程,重要的是包容,就如同经历了上千年的佛教造像,一抹微笑是永远不变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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