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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为多民族搭建了雄才伟略的政治舞台，也为多民族架织了民族融合的桥梁，“黄衣宣法雨，碧嶂散天花”的景象就是圣洁的雪水融入永定河，是民族融合源头活水的生动展示。当我们追寻五朝帝都北京文化历史和底蕴的时候，最直观的文化遗产会直接给与明确答案。
无论是元代的帝师、明代的法王还是清代的呼图克图，从雪域高原来到北京，请封也好，请赐也好，授权也罢，受官也罢，无不体现出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1644年到1911年，清朝入关坐镇北京近300年，征服蒙古，施政西藏，统一西域，平定诸藩，呈现出各民族融合发展的局面，特别是蒙藏高僧往来于北京和边疆之间，不仅对藏传佛教文化进行了传播，更为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做出了贡献。
乾隆皇帝在《御制喇嘛说》中强调“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深知精神统治的巨大潜力和作用是简单粗暴不可比拟的，清政府“以蒙古诸部敬信黄教已久，故以神道设教，借使诚心归附，以障藩篱”。因势利导，对内利用其教化作用，“易其政不易其俗”来实现统治目的。因此修庙成为藏传佛教政策和实践的着力点。
藏传佛教从元代起，在北京的发展已有七百多年的历史，历元、明、清三代，计有藏传佛教寺院大小近百座，目前有历史遗迹、遗存的藏传佛教寺院20多座，如白塔寺、护国寺、西黄寺、雍和宫、正觉寺、昭庙等。
今天在各大影视剧和各种历史资料中，都可看到藏传佛教与北京多元共生和互动关联的文化传承。北海公园的白塔已是今天北京的主要城市标志之一；妙应寺的灵通万寿宝塔曾是元大都的标志，如今仍然是名扬中外的北京特色建筑；宗镜大昭之庙的琉璃万寿塔已成为香山公园的标志性建筑；雍和宫是藏传佛教活动场所，更是著名的旅游胜地；西黄寺的清净化城塔，是菩提伽耶式金刚宝座佛塔的典型代表，在佛教界一直享有盛誉。
藏传佛教寺院留下了领袖人物、高僧大德乃至蒙藏地方政教首领倾心内向、频繁往来的足迹，这些殊胜的寺院、宝塔、造像具有厚重的人文价值，为北京文脉注入了永不枯竭的文化自信。现在在京的藏传佛教寺院反映了首善之区所具有的仁善宽广的博大胸怀。多方面、多领域凝聚和浓缩了多民族文化资源，记录并见证了民族文化在京交融的历史脚步，增强了凝聚力和向心力，促进和巩固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化格局。北京留下的藏传佛教烙印成为了历史的积淀，藏传佛教与北京是一部文化交流史，也是一部民族宗教史，更是一部辉煌的爱国主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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