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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是一座历史悠久，举世闻名的都会城市。作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自然成为宗教发展的胜地。在其历史文化的长卷中，北京的寺庙文化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所谓寺庙文化，指的是存在于“寺庙”这种宗教活动场所特定空间内的文化。
确切地说：“寺庙文化是以寺庙作为粘接手段的宗教文化与其信仰社群文化结合的一种复合的文化。”寺庙空间内那些与宗教信仰有关的，以及那些虽然与宗教信仰无直接关系，却为寺庙服务，或附属于寺庙的人类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成果构成了寺庙文化。
北京是五朝帝都，先后经历了34位皇帝。出于政治与信仰的需要，历朝帝王、皇亲国戚、宫廷太监、达官显贵纷纷出资修庙，京城敕建的寺庙比比皆是。唐太宗在他打过仗的地方都要为阵亡的将士建庙，以荐亡魂。今法源寺所在的位置，曾是唐太宗誓师征讨辽东之地。辽东战败后，唐太宗“念忠臣义士没于王事者，建此寺为之荐福”以慰忠魂，同时亦为安抚死难者的家属，遂于贞观十九年（645年）下诏建悯忠寺（法源寺）。举世闻名的云居寺石经刻造工程皆因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灭佛而起，为了使佛教经典长存于世，隋静琬法师开创了伟大的石经刊刻事业。赵朴初先生称房山石经为“国之重宝”，珍藏石经的云居寺为“北京的敦煌。”
西黄寺和雍和宫喇嘛庙的修建，也是出于清朝统治者信仰和利用喇嘛教“安藏定边”的政治需要。至今仍然矗立在雍和宫里的那块用满、汉、蒙、藏四种文字书写的喇嘛说碑文非常清楚地讲述了乾隆皇帝改雍亲王府为喇嘛庙的初衷。一、为了恪守祖制，按清朝的祖制规定皇帝的出生地别人是不能够再居住的。二、为了缅怀他的父亲雍正皇帝。三、为了尊重雍正皇帝对佛教的信仰。四、达到使蒙古地区和西藏地区安定，联络这两个地区的感情。这就是宫改庙的原因。
北京也有一部分寺庙是明清两朝太监捐资修建的。太监为了出宫后有一个安身之所纷纷捐资修庙。西山碧云寺是明武宗的大太监于经修建的。智化寺是明英宗的大太监王振用自己的住宅改建的。慈禧太后的大太监刘印诚多次为白云观捐资置产。在官府的带动下，京城百姓助捐修庙的也不少。北京寺庙建筑规模宏大，政治地位高，与其它地区的寺庙形成了较大的反差。被封为国师的名僧高道可以出入宫廷，左右朝政，其煊赫之势，不亚于王公大臣。所以北京旧时有“在京的和尚，出京的官”之说。
清朝初期因国力强盛，佛道都有发展，修复旧寺，兴建新寺，致使清朝寺庙总数超过明朝全盛时期。据《北京寺庙历史资料》统计：北京登记在册的寺庙为1631个。另据1947年北平市政府统计，当时全市城区和郊区的寺庙为1920座。北京拥有的古刹，居全国都市之首。
北京寺庙祭祀的神灵众多，但在京城形形色色的寺庙中，佛教寺庙几乎占去了半壁江山，近一千多座。佛教自东晋十六国时传入北京地区，至今已有1600年的历史。北京作为辽、金、元、明、清的国都，由于统治阶级的推崇，佛教在京城中广为流行。民国年间，佛教寺庙坐落在北京城内的大约有400多座，均匀地分布在四个城区，但是坐落在外城东南郊的寺庙仅有一百余座，而北京城外西北郊的佛教寺庙却多达500多座。因此，北京有“西山五百寺”之说。
北京地区的寺庙不仅修建的历史久远，而且形式各异，充分体现了各民族的艺术风格。这些寺庙不仅是宗教物化的形式，而且具有传播和承载社会历史文化的功能。从现存的寺庙来看：虽然经历了历史上漫长的岁月和风风雨雨的洗礼，却依然为子孙后代留存下来大量珍贵的文化遗产。
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不仅有典雅辉煌的建筑，还有神采奕奕的造像和精湛的宗教艺术品，而且还有长达几百年、甚至几千年以上的奇姿异彩的古树。北京寺庙文化间接地反映着北京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状况。因此，北京的寺庙为人们考察北京宗教文化的渊源、发展与兴衰，提供了客观的脉络与历史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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