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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骥才：我认为中国古村落的保护各个地方都应该有各式各样的办法。比如说西塘，西塘就要保持它的原建性。这种态度和思路有点像希腊和意大利，这种方法是说靠街的一层的外部是不动的，但是屋里按照现代建造的方法施工。乌镇它用的是景观的方式，让居民都搬出去，然后那个村落完全开发旅游，请一些电影厂过来拍电影，做出布景来，虽然这个方式有些专家并不认同，但它也是一种方式。
还比如丽江的束河，它是新旧分开的，老村落不动，另外开一个新区，你要想住你可以住在新区里，然后你在老村里可以做买卖，可以运作老的村落，这个方式有点像巴黎。还有婺源，因为江西挨着安徽地区，它的建筑大部分都是马头墙的瓷砖灰瓦，这些建筑和蓝天绿水搭配起来非常漂亮。但农民还要盖新房子怎么办？他们就按照这样的风格设计出六七种房子样式，农民可以选择其中一种样式建造，室内也可以装空调，但外观上旁人看不出来，这样就能保持这个村庄原有的风格，但保持的同时还有改变。关键的一点是一方面我们要保护遗产，同时我们也要改变村落的生活，而且我们需要兢兢业业地按照这个标准和目的做下去，这样我们的工作才有出路。
不合理的管理机制正使古村落加速消失
现在，在每个可能的场合，冯骥才都以尽可能多的方式一遍又一遍地发出呼声。他说，传统村落是农耕文明留下的最大遗产，现在已到了关乎传统村落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中国的自然村，由于历史悠久、文化板块多样、民族众多、环境不同，导致村落形态各异。经过历史的变迁，很多村落逐渐消失。而中华文明最遥远绵长的根就在村落里，大量重要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都跟村落有密切关系。
村落是农耕文明最小的社区单位，人们在其中生产、生活；村落里同时有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别是一千三百多项国家级“非遗”和七千多项省市县级“非遗”，绝大多数都在村落里，少数民族的“非遗”更是全部都在村落中。
“从这个角度说，传统村落本身就是最大的文化遗产，价值我认为不比长城小。因为我们中华民族最深的根在这里面，中华文化的灿烂性、多样性和地域性体现在里面，文化的创造性也在村落里。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村落的原始性，以及其所附有的文化性逐渐被瓦解，这种变化现在看来势不可挡。保留这些文化后遗产相当困难。而且村落本身无法归类到物质或非物质文化遗产任何一方。在我国，物质文化遗产归国家文物局管理，非物质文化遗产归文化部非遗司管理，村镇建设归建设部村镇司管，有些业务又归农业部管。如此一来，传统村落的保护哪头都不靠，也没有一个明确的部门专门负责。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虽然评定出160多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但评定标准是从建筑方面考虑的，且门槛很高，而很多拥有国家级‘非遗’的传统村落又不见得能列入其中。结果，传统村落就成了‘被遗忘的角落’，也造成了目前古村落保护困难的现状”。
加大开发力度，也就预示着加大了破坏力度
冯骥才认为传统村落的保护确实面临很多问题，每个传统村落历史、环境、居民民族等各不相同，保存现状、所处位置不同，所以有着巨大的多样性，故而传统村落的保护没法有一个统一标准或规程，而是要针对每一个村落的具体情况来具体分析，再对症下药。但是这又是最让他苦恼的一个问题，因为中国专门研究传统村落的专家学者太少了。我国80%的“非遗”项目，没有一个学者专家进行研究，只有一个或两个传承人。没有专家的研究、监督，很多“非遗”也就很容易变成一种适应当前市场的商品，因为市场利润而变质。
“我特别反对开发这个词，这是一个非常粗暴的说法。保护与利用才是符合文化规律的做法。开发就需要赚钱，就被纳入了经济规律，加大开发力度，也就预示着加大了破坏力度，这是很多人都没有想到的。现在，很多‘非遗’一旦进入了名录，当地政府就放心了，也就不管了，更多地被政绩化、产业化，其实这样反倒加快了这些‘非遗’的消失速度。”冯骥才认为保护与利用才是对传统村落和“非遗”的最好保护。(文/搜狐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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